YOYO's Media Dairy-传媒黑五类

媒体研究网/游国华

报业间的八卦新闻年年有，套路却多显老套，鲜有推陈出新之作。刚刚爆发的北京晚报与新京报两大京城媒体就公信力数据互掐事件就是一例。如果不是因为两家报纸的赫赫名声，还真难以让人提得起兴趣看个热闹。

报纸之间吵架，总是跟发行量、读者结构、读者喜爱度等联系在一起的。吵架的导火线以前都是调查公司出笼的“一个样本、多种解释”的调查数据。如较早的华西都市报跟成都商报这对冤家的争吵，就是因为新生代的一份调查报告。好在，这两家报纸都是越吵越成熟壮大了，连新生代调查公司也跟着他们的吵架颇具知名度了。

表明上看，媒体间就调查数据吵架，似乎都跟新闻理想有关系。但在现有的媒体制度与运营模式下，新闻理想只是一块商业的遮羞布。调查公司都是调情高手，总能摸准新闻媒体的G点，一份数据轻轻一揉，新闻媒体就应声而High。事实上，媒体想不High都不行，因为这个G点就是他们的广告收入。钱包问题，攸关大乎。

媒体公信力更是一片强效伟哥，因为她不但关乎4A公司对媒体广告效果的评价，连新闻理想都被宽衣解带地被戏弄了。所以，一份据称是北京晚报最具有公信力的调查报告，直接把新京报摁在老二的交椅上。实在让人不爽，也实在让人同情——被蹂躏者也有权利哼哼几声嘛。

在北晚与新京报的当街对骂中，很多人可能根本没有注意到一个新现象，那就是对骂者虽然还是媒体，但点火者从身份到心态却跟以往明显不同。点火者，北京师范大学影视学院至今一声不吭，但其熟悉者却纷纷站出来打抱不平，称这份报告并不是一份商业调查，只是一个研究成果而已。至于为什么报纸之间会因此打起来，这恐怕超出了北师大研究者的意料——两家媒体都没有完整呈现调查报告的全部内容，他们只挑好吃的内容啃去了。

直至今天，两家报纸还在网络上为谁的公信力最强而相辱以沫。而帮北师大抱不平的学术派跟袁岳先生的口水战却已慢慢消退了，记者之家的前6页已经找不到相关的帖子了，搞得我写这篇小杂文少了很多素材。但我还是得在这里提醒大家，看客们，这才是真正的新闻点啊。

北晚与新京报之间的互掐，表明上看是媒体竞争的一个常规样本，其实潜伏在后面的，是传播学术研究与商业调查之间的第一次正面较量，北晚与新京报不过是群众演员路人甲与路人乙。

袁岳，大名鼎鼎的零点调查公司的董事长兼总裁，才是这场口水战的主要演员。零点调查公司是做什么的？我建议提这个问题的人都直接洗洗睡觉去。袁岳先生身兼多职，还在第一财经频道主持一档《头脑风暴》节目，我看过一两次，印象还不错。

面对北京晚报咄咄逼人的包括读者覆盖率、收入、学历等表征“媒体公信力”几大外延的“五个一”，袁岳先生率先在新京报上跳出来说，这个调查本身有问题，而且问题相当大条。他的主要观点有四：一，媒体的公信力的定义不准确；二、样本分布不正确；三、抽样方法本身有误；四，样本量太少，才647个，要有效必须大约2000个。

在我看来，袁岳先生的一些说法还是较为专业的，这也是研究者与调查报告发布者应该接受批评的地方。毕竟，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个一手寻找真理、一手发现错误的纠错过程。所以，有人提意见，这是好事情，现代广告与北京师范大学应该好好感谢人家才对。

不过同时，袁岳先生主动跳出来，尽管也可能是“被”新京报邀请的，但也不排除他半推半就的成分。毕竟，针对一份有瑕疵的调查报告说那么几句话，对于本身就靠调查起家的袁岳先生而言，可谓得了便宜还买乖，既宣传了零点公司，又代表弱者新京报伸张了正义，还维护了调查市场的“正常秩序”——学术研究机构如果都搞这种不收钱的研究报告，调查公司还怎么活下去？

这种但遗憾的是，其实就袁岳先生的身份与资历而言，其实他并不适合代人喊冤。

从袁岳先生的教育背景与工作经历看，他虽然是MPA、社会学博士、法学学士，也是一个海龟，但却没有专业调查的教育背景。他的强项与研究方向，其实是品牌营销、企业管理以及社会活动。他虽然是知名的调查公司做董事长，也将这个公司管理得很好，但要说调查，反正根据他的公开材料，我们暂时还看不到。

举个例子说，就像马云先生，他号称不懂电脑，打字也不怎么快，但并不妨碍他将阿里巴巴做成世界第一的B2B网站，因为他手下自然有一大帮懂电脑、网络技术的人才。中国移动的老总可能并不懂无线通信技术，但并不妨碍他治下的企业进入世界500强。

袁岳先生也应该是这样的。他一定是一个优秀的企业管理人和社会活动家。但通过袁岳先生对北师大调查报告的公开质疑，同样暴露出他其实并不非专业的调查研究者的马脚。袁岳先生在帮别人指出错误的同时，他也在制造更大的错误，甚至殃及零点调查公司的专业能力。如袁岳先生指出的“北京的样本至少要2000人份”，就被专业人员指出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太外行”。诟病者指出，零点调查也发布过仅有200多个样本的城市调查。专业调查人员还指出，1936年盖洛普仅仅从美国选民中随机抽取了2 000多选民，就准确预测出罗斯福将获得55.7%的选票当总统，而同期的《文学文摘》回收了200多万份问卷，却得到了一个错误的结果。在调查历史上，这就是著名的小样本量打败了大样本量。

唉，不怪袁岳先生屁股没有洗干净爱忽悠，只是口无遮拦，既售长矛，何必再当街卖盾？我建议袁岳先生，下次就别自己出面了，让手下的专业人员，比如零点公司的研究总监（如果有的话）出来挑别人的毛病，一抓一准，多稳当啊！

潜伏在北晚与新京报公信力之争的背后的，学术与商业的博弈，应该说没有赢家。对于学术研究机构而言，学习零点好榜样，放下身段真正发布几份独立的报业调查，而不是啃故纸堆发表论文，应该是一件很受欢迎的大好事，即便偶尔出现瑕疵，也属于科学研究石阶上的小绊羁。对于以盈利为目的的调查公司而言，懂得尊重市场，懂得尊重专业，洗干净了屁股再赚钱再大声唧歪，就不会被批评为“大忽悠”。同时，也省得我花费时间来写这篇没有稿费的小东东了。

局部真实和整体真实

       5月14日，我突破“任何媒体不准向灾区派记者”的采访禁令，以探亲的名义乘坐地震后飞成都的第一班飞机达到四川，并旋即进入重灾区都江堰通宵采访。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对于报社而言，直接派记者到现场采访重大灾难，也是第一次。

媒体对灾难具有本能的冲动。大多数自然灾难都具有突发性与不可预测性，给人类造成大的损失，成为平静生活的参照。我们可知的人类史，也正是由若干大灾难、大事件、大人物等的片段，才串起了符合逻辑的宏大历史叙事。

灾难新闻具有其他新闻所不具有的特殊性，可以黑白分明地凸显个体在灾难面前的生存现状与命运轨迹；灾难新闻也是一把放大镜和一个观察的平台，将这个时代的思潮、观念、情绪、态度、变迁轨迹等，从纷繁复杂的世界残酷地地剥离开，并残忍地凸显出来。

       地震造成的灾害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我们以成都为中心，驱车向西，4个小时之后，所见是均是地震施虐的痕迹；驱车向北，4个小时后，还是重灾区。地震这种广度上和烈度上的破坏性，摧毁了我作为记者的常识判断力。每一处残垣断壁以及这些废墟下的人物的命运，都足以构成日常状态下的新闻。但在触目所及皆是毁灭的世界里，残垣断壁才是常态。那么，新闻在哪里？

       每个记者都在努力向重灾区挺进，有些驾车，有些搭救灾车辆，有些甚至是步行。仿佛每个记者都迷失在了“哪里有新闻”的常识判断中，唯有朝灾害最重的地方深入，才能恢复基本的新闻判断力。但等我们真正深入到重灾区之后，发现其实“所有的不幸都是相同的”。

       灾难新闻的报道之难，其难点之一就在于突发性，根本不给记者多于思考的时间。我从厦门出发，一到机场候机大厅就发现了急着赶回四川老家救灾的民工，于是采访就从大厅开始了。上飞机后，四川电视台、厦门卫视的记者也都动了起来，飞机成了新闻采访大厅。下飞机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夜色中直接奔赴都江堰灾区。我和厦门卫视的记者希望直接到都江堰最乡下的一处村庄采访，但在靠近二王庙的地方，突然遇上车祸，不得不掉头返回，并在靠近都江堰市郊的口腔医院旁，开始深夜采访。

       这种采访上的偶然性，在各家媒体的地震报道中并不少见。当新闻事件不是以点而是以面的方式存在的时候，记者的选择就呈现出完全随机的特征。比如，由于采访条件如车辆、通讯工具等的限制，我在灾区采访的时候，只能给自己划定一个大的框架：首先确定重点区域，力争走完每一个重灾区，如都江堰、青城山、德阳、什邡、绵阳、安县、北川、青川。但具体到这几个重灾区的哪个乡村采访，采访哪些人，没有一个记者能事先有一个准确的规划。刚得四川时，报社领导要求我进入震中汶川，但事实上，即便我想尽办法绕800公里山路从马尔康进入汶川，也是一个随机选择，因为没有人知道真正的震中在汶川的哪个地方，也不知道能采访到谁。

       我在地震当中的第二个采访大方向是，每到达一个预定的地震区域内，立即寻找想要的采访对象。这也是相当随机的一个过程。我的优先采访目标是：老人、孩子、妇女、男人、宠物。至于地震当中的物，如被毁坏的房屋、道路、桥梁，基本不纳入我的优先采访目标中。因为，所有灾害的施难对象最直接的是人。物不过是灾难的背景，人才是灾难中的主角。记者的采访，就是通过选择采访对象，来放大灾难中人的弱势，用脆弱反衬人的坚强。而老人和小孩、妇女，又是灾难发生时弱者中的弱者，是最值得媒体放大的对象。

       但这种选择上的随机性，会造成“记者在哪里，新闻就在哪里”的悖论，而不是相反。尽管编辑部后台可能会通过配发带全局性的“地震官方数据”等稿件来平衡，但这种逻辑上的误差仍然会直接挑战新闻真实性的原则。因为，新闻的微观真实仅仅是一个小叙事，是局部的真实。就比如我在都江堰后山“随机”采访到了最老的老人，采访对象的典型性相当充分，但这种小叙事的真实，并不能直接推论总体。都江堰后山这位105岁的老人在地震中很豁达，但我们能就此推论所有的老人都很豁达吗？但孤立的一两篇报道，必然会给读者造成类似的错觉。   

       在统计学上，随机抽样具有意义，样本数的累计达到一定的量，在设定的置信度区间内，通过局部能够推论总体。新闻的整体真实，绝对不能通过记者随机采访的累计来直接实现。要求一个记者跑完所有的地震灾区也是不现实的，即便能够跑完，也不能像全息照相机一样记录地震的每一个侧面。

上述困境是沿着空间的横切面展开的。确定报道主题的随机采访可以部分地客服上述困境。比如，一家报纸在地震第三天开始每天拿出一个版面来刊发地震中的“逝者”，通过活人来讲述与还原死者的生前，在纸上为地震的死难者立碑。尽管“逝者”的选择仍然是随机的，但无数“逝者”的集合，仍然能通过一个侧面，部分地还原地震的景象和人物的悲欢离合和命运多舛。

       从纵向的时间切面，新闻的总体真实与局部真实的悖论仍然得不到完全解决。地震发生后，整个事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依次展开：第一时间的慌乱—抢救伤员—安置灾民—预防次生灾害—恢复生活—重建家园。在这个事件的时间演进路线中，第一个被救治的伤员、第一个被安置的灾民、第一个余震警报、第一个地震的志愿者等具有新闻价值属性的信息，记者其实是根本得不到的。因此，哪怕每个记者都知道时间之轴必然展开，但记者仍然不得不被动的、随机地选择对象来进行报道。有些记者敏感性强，能够更快地跑进这条时间的主轴中随机地找到采访对象，而有些记者反映则慢了很多。

同时，在第一时间的慌乱过去之后，大灾难的社会属性慢慢苏醒，政治权力作为救灾的领导力量开始发挥主导作用。政治权力的指向和态度，决定这媒体的报道方向和方针。往往是“政治权力一有什么意图，各家新闻单位就一哄而上，造一样的舆论，唱一样的调子。”[1]

这种时间之轴上的随机采访，和政治权力深度接入后的主旋律采访，同空间之轴上的随机采访一样，可以产生若干满足媒体出版需要的反映单个事件的新闻稿件，但客观而言，无论时间与空间如何立体组合，它还是无法集合成一个可以直接还原本质的新闻宏观真实画面。

单篇新闻报道的小叙事真实，属于个体层面的范畴，受众“我认可” 即可。新闻宏观层面的整体真实，属于社会层面，需要受众“我们认可”。每一个微观真实的小叙事，不过是为无限逼近的新闻整体真实提供拼图，拼图越多，真实世界的景象误差就会越小。

从这个角度看，新闻的宏观真实更多是一种价值判断。记者的职责是描述世界，保证每一个小叙事微观真实的客观可靠，同时保证随机挑选小叙事的方式、方法、时等间符合正确的程序。至于整体真实——判断世界的权力，无论什么时候都牢牢地握在受众手中。恐怕没有人能完全消除新闻真实这两种层面的绝对距离。记者也需要这种绝对距离的存在，否则就没有了观察社会和反映社会的自由空间。

新闻真实与伦理正确

 四川卫视的记者汤军凯在地震采访中说：我觉得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记者。

 这句话在论坛上得到无数人的顶帖。其潜伏词直接指向记者在灾难采访中应该遵循一定的职业伦理。在时代更为开放、思想更为多元的社会，读者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开始渐渐向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除了要求媒体提供的新闻必须是真实准确的，受众还希望阅读的新闻的获得方式，也必须是“干净的”，没有道德上的污点。

 汶川大地震后，众多媒体蜂拥进入灾区，打响了一场激烈的新闻大战。在新闻竞争并不是算最激烈的厦门，厦门日报、晚报、商报、海峡导报、厦门卫视等，均先后派出若干一线记者进入四川。这些特派记者以年轻人居多，大多数同我一样缺少大型灾难采访的经验。但新闻竞争的激烈和受众对媒体的期待值，已经跟上一次大地震（唐山）已经没有任何可比性了。即便是中央级媒体如新闻大佬中央电视台，也不得不面对国际新闻媒体的竞争。

 媒体是放大器，不光放大新闻事实，也会放大记者的瑕疵。尤其是电视媒体，直接将记者的采访镜头送到读者面前接受批判。这种被媒体自己放大了的记者采访方式的失当，在这次地震中并不鲜见。一名电视台女记者在成都的一家酒店内，声称5月13日“救援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被网民严厉谴责，冠以“逃兵记者”和“CCTV叛徒”的恶名；一名电视记者为了抢头条，让地震救援组暂停营救，把话筒放下废墟听被埋着的大爷的呻吟，甚至要求这名垂危的伤员跟电视台连线；另一名记者强行闯入手术室，消耗掉一件无菌手术衣不说，还强行采访已消毒完毕即将要进行手术的医生，将其手术衣污染，医生怒不可遏，喊道：“你把我搞脏了！”

 在没有边界、失去监督的新闻采访中，激烈的竞争将导致记者行为的异化，他们绝对不会越来越遵守游戏规则，反而会站在本来就不够高新闻道德的山峰，向下发起冲锋。个别媒体记者采访方式的失当，只会伤害某些媒体机构的公信力。但如果这种失当逐渐变成一种普遍状态，难怪受众会就新闻伦理这个专业话题对新闻媒体不断发出诘问：到底是生命重要，还是抢新闻更重要？

 答案是显然的。我相信，新闻是有侵略性的。在多数时间，记者作为真相的探寻者，总是处于主动状态。被采访对象往往处于被动地位。记者的的每一次采访，都是客体对主体的头脑和情绪入侵。在通常状态下，以公众利益之名的入侵，是允许和可以忍受的，乃是为维持社会正常运作必须支付的对价。但有些代价具有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它超出了个体和整个社会可以承受的心理范围，比如，前述几种灾难中的采访方式。越界的新闻竞争，或许符合新闻采访的技术逻辑，但肯定不符合情感逻辑和道德逻辑。“媒体记者的敬业精神，不应该以情感麻木为代价”，评论家周欣宇说。

 在我们进入北川的采访中，正是“瘟疫”之说最盛的时候。我们跟着检验检疫的车辆进入城区，每个人都戴上了口罩，甚至有人戴上两层口罩。但在跟灾民的接触中，我们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口罩。这个时候，口罩成了一个距离的象征物，戴上它，意味着记者只是一个观望者；摘下口罩，意味着记者成为灾民中的一员。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行很多记者都主动摘下了口罩。

 厦门卫视的记者陈亮也面临同样的处境。在什邡的采访中，他跟着灾民在废墟中寻找、挖掘罹难者。烈日之下，尸臭熏天，还有漫天的尘土。本来戴着口罩的他，自动解除口罩，再站在废墟上完成了自己的采访。

 没有人会要求记者成为道德王，但记者的采访，哪怕是单兵作战，也绝对不是个体劳动。记者是采编链条上最前端的环节，在这之后，是编辑、总编、校对等若干事实与观念的职业“把关人”。记者的出现，意味着新闻机构的出现和行动，记者的职业活动，乃是新闻机构的目的与意识的总和、外化和前移。

 新闻机构具有更大范围的社会意义，这点跟普通的社会机构如建筑公司、保险公司、医院不一样。新闻机构是民众意识的表达中心与权利中心。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了更有效地参与社会生活，公民个人将言论自由的私权利部分让渡给新闻机构，由此形成媒体的新闻自由。因此，新闻自由乃是一种集合的公众权利。权利的集合让其代理机构（新闻媒体）获得了一定的公权力。公权力具有政治含义，进而需要新闻媒体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因此，记者是公众权利与权力的直接代言人，其职业行为虽然跟普通的建筑工、医生、保险员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其职业特性和要素，要求记者除了遵守一般的职业规范外，还要为“第四权力”和“无冕之王”的称谓支付额外的成本溢价。马克斯·韦伯更提出：“同学者相比，新闻记者所承担的责任要大得多。如果按照平均水平，任何一位有荣誉意识的新闻工作者，他的责任感同学者相比，不但毫不逊色，而且较学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作为一名亲历地震采访的记者，在激烈的竞争中，我发现要完全做到符合新闻职业道德的要求，是一件极其困难的要求。因为，无论是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还是新闻出版主管部门，都没有提供一个可以据此操作的伦理“行动手册”。甚至在新闻媒体远比我们发达的西方国家，如职业新闻记者协会（SPJ）的减少伤害原则中，也仅有“当采访和使用受到正在悲伤中的人们的照片时，要特别小心”、“要认识到采集和报道信息会引起伤害和不适，报道新闻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傲慢自大”等2条条款。美国报纸编辑协会（ASNE）的原则声明，则没有一条涉及到灾难采访的注意事项。在一项“84个国家地区有关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统计分析”的研究成果中，按照73个关键词出现的几率排序，也仅在“妇女和儿童”、“病人和医院”两个关键词上榜，并部分规定了灾难报道中的记者道德准则。甚至灾难新闻还远远没有引起媒体研究者的注意，据我个人的文献分析，国内仅有2篇硕士论文，1篇博士论文相对系统化地进行了研究。更多的，则是媒体记者自己的总结和反思。

 我们总是从反面教材中寻找事物正确的逻辑，并为此支付代价。科学实验的失败代价是由少数人来支付，但新闻"实验"的代价，却必须由整个社会来承担。在国外，新闻伦理大厦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对“便士报”等黄色小报的批判，以及对发掘政治丑闻等“黑新闻”的游戏规则的确定等而来。

 在当前的新闻竞争中，我们部分吸取了西方新闻伦理价值构建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但我们显然在走一条更长更曲折的道路，那就是对灾难报道等白新闻的被动反思。这种反思的痛苦之处在于，它不但关系尊严、关乎生命，还直接影响一个民族的信心与信任。如果新闻伦理的观念能像“抢新闻”一样真正深入到每一个记者的内心，镶嵌入每一个新闻机构的各个运行环节，并像法律一样具有从理念到行动上的不容侵犯性，那么，汶川大地震以及所有灾难报道中的牺牲者和无辜者，才生而有意义，死而有价值。

游国华（记者）  

5月26日中午，我最后看了一眼客厅中那个倒竖着的啤酒瓶，然后拎着行李下楼启程回厦门。汽车离开家乡那块依然不平静的土地越来越远，我就越有一种成为逃兵的感觉。

从5月14日紧急飞回成都昼夜不舍地展开大地震的采访报道，到23日辗转回到重庆老家，我在成都及周边重灾县市停留了9天时间，在重庆停留了3天多。前后约13天的奔波，我在那块不稳定的土地上站立的时间越长，对苦难的体验就越深刻，同时对幸福的理解也越清晰。事实上，当汽车奔驰在成渝高速公路上，两边的房屋渐渐呈现正常的非破损状态时，我猛然发现没有受灾的生活真是无比幸福。而当飞机深夜降临在厦门机场的时候，生活犹如进入天堂。那就是大地不摇晃，睡觉不再担心天花板，走路的时候无须观察旁边的建筑物。

在报社领导和同事的关心下，我得以在家静养了约一周时间。身体不争气地与我为敌，出现种种不适，如腹泻、头晕脚软、冒冷汗。我知道有些是过度疲劳后的表现，有些可能是痼疾植物神经失调的卷土重来。但我依然觉得很幸福。太太每天陪我去环岛路散步，看潮涨涨落的大海；每天给家人打若干个电话询问平安；闲暇的时候，除了将本次采访的剩余文字与图片发到自己的博客上，我基本上不阅读或收看与地震相关的任何新闻。我相信很多人跟我一样在逃避，希望通过逃避，让地震带来的灾难与痛苦尽快从身体到心理上清理掉。

整个地震的采访报道基本上是在一种应急的状态下完成的。14日下飞机后，就跟厦门卫视的同行连夜冲进都江堰。随后，每天基本上只休息3-4个小时。很多个中午都是靠矿泉水与面包、饼干支撑高强度的奔波。很奇怪的就是，在那样一种极度紧张、极度忙碌、甚至极度困倦的状态下，身体竟然在当时没有出现大的不适应症状，而回到厦门完全放松下来后，种种状况却接连出现。

我的采访报道从厦门机场就开始了。飞机腾空而起的半个小时之后，我跟其他媒体的同行一样，已经找到若干返乡寻找亲人的灾民家属。我们小心翼翼地跟他们交谈，询问他们家人的受灾情况，了解他们回家后的一些打算。说实话，即便在那个时候，我依然对这次地震所造成的损害没有做好完全的心理准备。直到后来，我们驱车从成都出发，向西行驶4个小时，发现一路都是重灾区；向北行驶4个小时，发现所经之地仍然都是重灾区，我们才真正明白大地震恐怖的破坏力，才真正了解那种触目可及、触手可感、痛切心扉的苦难。

大地震的整个采访过程，其实是一项既简单又相当困难的工作。幸福各有不同，但任何苦难都会呈现出相似的一张脸。我是去见证灾难的。由于受灾面积实在太大，只要从成都出发，通向重灾区的任何一个地方、所遇上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我的采访对象。这种采访对象上的“容易”，在随后新闻筛选与表现的时候，却将变成一项“不容易”的工作——既然苦难都是相似的，既然每一个地震现场都是废墟、瓦砾、痛苦或者麻木的灾民，那么，什么才是我真正需要精确把握并真实反映在纸面上的内容？我又该以什么样的情绪、笔调、方式、角度，去触摸与再现这些内容？如何在采访灾民时，真正挖掘出他们所经历的苦难而又小心不去触痛这些破碎的心灵？生活还将继续，我又如何保证自己的报道哀而不伤，不陷入绝望，而让读者从中能看到希望的曙光？

唯一支撑我将采访深入进行下去的是两个字：人性。苦难是人性焕发的催化剂，在巨大的灾害打击下，在同样的苦难下，人性却将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面貌和表情；只有抓住了人性这两个字，灾民以及我们这些记者、救援者、志愿者，才可以获得无尽的力量与勇气；同样，也只有牢牢抓住了“人性”两个字，我也才能克服区域性媒体所带来的先天不足，也就是无法全面获得灾害的第一手信息、无法深入到特定的灾害现场、无法进入特定的救灾场所等不利因素，以及后天上的交通工具等不足的困难，直接寻找到最震撼人心的报道材料与元素。从这个报道思路出发，我根本不需要像疯子一样，将自己陷入到处抓“时效新闻”的报道泥潭。

因着反映灾难中的人性力量，我的采访就特别关注几类人物：妇女、老人、小孩。他们本来就是生活中的弱势人群，在地震中，他们的遭遇更让人牵肠挂肚。在都江堰垮塌网吧现场的采访中，我特别突出了一位失去女儿的大婶面对我相机的“艰难一笑”；特别描写了少年“小阙”冒死钻进水泥板下寻找伙伴的“兄弟情意”；在青城后山的采访中，我特别关照了两个世纪老人面对灾难后每天只吃两顿稀饭的豁达、乐观；在成都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骨科，我重点反映了一名14岁少年自己签字，让医生锯掉右腿的无奈勇敢；在成都市儿童医院，我特别留意了一名才出生12天的婴儿的地震后遗症。

细节的力量尤其具有心灵的穿透力，我也特别在意对细节的观察与再现。在飞机上，我特别提到了亲人遇难时，民工老陈还悯然不知地忙碌在厦门BRT工地；在北川，我详细描写了一名4岁孩子的母亲遗留在罹难现场的一团红线；在青城后山以及北川灾难现场，甚至两度不惜篇幅提到两只小狗——前一只小狗在地震时跟人一样流泪，后一只小狗在地震后饿得偏偏倒倒走路都，无助地想在乱石块里面刨出一点食物……在天府广场的哀悼日现场，我甚至闭上眼睛就能对那些泪流满面的人进行了镜头化、细节化的再现，因为我就在他们中间，我就是他们当中的一员。

回厦门后，有朋友问我，为什么没有报道出一些阴暗的东西，比如，某村支书据说在分发救灾物资的时候向自己家多留了一些；救灾帐篷出现在成都的一个小区；救灾现场某些官员动口不动手。我告诉朋友，这些事可能真的存在，而且我也真的遇上一两起，但我确定不会写出来。不只是为了要“弘扬主旋律”，也不是我不够愤青，而是我自己就会过滤掉。首先是要看主流、看总体。比较起当时整个社会一心救灾的主流行为与意识而言，贪污赈灾物资、部分官僚行为等，其实是微不足道的，至少在我进入灾区期间，是相当少的。新闻报道既要最求微观的真实，但又必须服从于宏观映像上的真实。新闻传播其实是一个放大器，如果我们将目光过多集中在救灾当中“灰暗面”，将有违新闻报道“整体真实”的客观原则。说严重一点，其实是一种新闻的猎奇心理的提前暴露。其次，我一直觉得，新闻报道跟救灾一样，要分时段与重点。我在灾区的时段，其实一直都是救灾救人的非常时期，是动员全社会力量“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关键时期。我和众多人一样，当然知道在救灾中一定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也知道很多学校、医院房屋的非正常倒塌，但在地震初期，救灾救人更重要，而远远没有达到“反思”、“审判”阶段。如果我们当时就刻意放大一些“灰色”，将不利于群策群力抗震救灾。最后，是反思的时机、力度和效果的问题。一个在废墟中站起来的群体与民族肯定需要最沉痛的反思，我也坚决要求灾后必须对本次大地震进行深刻的分析、总结甚至审判。我要求从本地地震所造成的巨大伤亡人数、一切非正常损害、应急方案与组织形式、灾害预警规则与信息披露制度、资源利用与环境保护、公民责任与权利等多方面进行反思与总结。但从反思的效果看，我也同样坚持那一定是在大家都趋于平静与理性的时候，才最有效果，而不是情绪化的发泄，也才可能将这些反思写进各种规章制度甚至法律中，也才能从长远利于我们的民族与国家。当所有的眼泪都已经流干，当悲哀成为习惯，灾后的重建工作、灾难心理的抚平，将是比救人更大的更长久的困难。站在亲人罹难的那片土地上，活着的人怎么生活才能更快乐？

在采访中，除了反映人性这个最大的主题，我还特别留意灾难面前的政府及民众的每一个进步。有些内容我写了出来，有些内容，限于篇幅与时间等，我，以及更多的记者都还没有来得及写出来。但作为记者，我们必须记录下这些灾难中的每一个进步。

首先是整个国家公民素质的大提升。在绵阳体育馆外，我记录下了两个社会小混混猛然顿悟，成为灾难救援志愿者的一幕；在安县，我记录下了两个志愿者冒险挺进政府的救援盲区，了解灾情并提供给救灾指挥中心的足迹；在成都，我记录到了无数出租车司机主动救人的种种细节。我还了解到，在5月19日下午，北京东城区法院，争得面红耳赤的双方当事人于14：28一起停止争辩，向汶川大地震死难者默哀三分钟。回到厦门，同事周臻告诉我，她家的保姆在那一刻，也停止打扫房间，低头默哀。大地震唤醒了社会大众的良知、爱心，对中国人进行一场集体的心灵洗礼，朴素的人道情感与爱国情感在灾难中爆发。在灾难面前，各种世俗的念头潮水一样退去，而人性的光芒推动着中国公民的素质大步前进，整个社会也有望从市民社会跨越进入公民社会。那也就是，大地震破除了商品经济“全民向钱看”的魔咒，国民从只关心自己的吃喝拉撒，到关注他人与国家、民族的命运，关注自己的权利与责任。这可能是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这个国家与民族最大的收获，这远远比商品经济高度发展后的一块面包、一杯牛奶、一套住房，或者一颗卫星来的重要和振奋人心。

其次，我非常有感触地看到，灾难既暴露的政府工作的漏洞，同时也推动了我们的政府和国家的进步。“仿佛第一次从灾难的角度观察我的民族、我的同胞、我的星球。这是残酷的，也是崭新的。（钱刚）”

唐山大地震后，整整三年后政府才披露死亡24万人这个沉痛的数据，而汶川大地震后，政府部门从第二天就开始每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公布伤亡及失踪人员数字（尽管这个数字不甚准确）；唐山大地震后，第二天才有一篇新华社通稿《河北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灾区人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抗震救灾》。在这篇报道的标题中，没有突出最重要的对象——受灾的人，而是“发扬人定胜天的革命精神”，甚至没有点出地震的级别。而汶川大地震的当天，新快报、扬子晚报、广州日报、重庆时报等多家媒体立刻推出号外。四川电视台、CCTV等连续直播地震。国内众多媒体派出记者奔赴地震前线采访。在我下榻的成都金河酒店，住的基本上就是新闻媒体记者与解放军。从新闻管理的尺度看，政府部门对本次地震的新闻采访前期基本上没有设限制，记者可以进入任何一个有能力进入的区域自由采访。人们在灾区也能轻易地看到境外的记者在采访，他们身边也没有政府的陪同人员，反而受到有关政府部门、特别是解放军官兵以及救援人员的大力协助。信息披露的即时性、开放性，使中国政府在国际上赢得了自证的机会和巨大的掌声。在我看来，这比举着一个火把到处传递，幻想以此来凝聚爱国精神，向世界展示东方力量更有实质性的意义。

第三，可能也是一个让很多愤青不认同的地方，也就是政府在这说次大灾难的救援工作是否尽力、有效的基本判断。我的看法是，政府对地震的救援工作是尽了全力的。政府表现出来最积极的意愿和姿态，至于救灾的效果，则是能力的问题。我们不能将同一个问题的两面混为一谈。

在灾区，我亲眼看到所有通向灾区的高速公路都免收任何费用；在成都的几大重要救灾通道上，都专门辟出“救灾应急通道”，以保证相关救援车辆的顺畅通行。我还看到各大医院急诊门口，众多医务工作者全天24小时等候地震伤员，只要120车的警报在附近响起，他们就立刻准备迎接伤员。在灾区的各大临时救助点，甚至小到一个乡镇、一个村子，都有政府的相关人员在组织救灾、救人。每一堆救灾物资都得到了较好的保护。在那些人力缺失的地方，救灾物资旁边，都插着一面小红旗，一次提醒灾民和救援人员注意保护。在对大灾后的大疫的防治上，我们的政府也做出了卓越的努力；在通向青川艰难危险的道路上，我确认60多岁的总理像我们一样是乘车进去的，而且他去得比我们更早。

以上种种，促使我得出“政府的确在积极救灾”这个基本结论。正因为有了这个最基本的看法，所以我对政府救灾的效果——也就是救灾能力，也会以一种更理性更科学的态度去认识和判断。能力是有大小之分的，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灾害，不可能一下子使政府的能力巨大提高。同样，巨大的自然灾害作为强烈的外部刺激，也不可能就让一个本来就错综复杂的官僚体系及其组织架构立即变得顺滑与科学化、效率化。正因为这样，我们在灾区看到、听到、或者感受到一些官僚化的救灾困境和救灾态度。但我们同时得承认，在灾害面前，我们的政府又的确有了巨大的进步，这完全可以通过对SARS期间的对比看出来。只是这种进步，我们希望它能更快一些，更好一些。通过对每一个哪怕很微小的进步的正面回应，将促使我们的政府的进步更大一些，更快一些。

从政体的角度看，自然灾害作为外部强大的刺激，它并不会引起一个国家基本政治架构的变化，反而会因为政府的出色表现而使得原用的政体更为牢固。任何奢望依靠外部的灾害刺激，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政治形态的想法，都是幼稚而不合时宜的，也是令人反感的。但我确信，严重的自然灾害将促进这个国家政体的自我修正与改良，在对灾害的反思中获得前进的经验教训与动力。这是我个人所乐于见到的，也是我个人所期盼的。我因此而对那些借着灾害刻意地树立自己“反对党”形象的一些人士与组织，持一种完全反对态度。任何国家都需要不同的声音，这是政治的必须，但这种声音，又的确不适用在地震上，也不适用在任何一种国家与民族的大灾难面前。

对家乡大地震的采访报道工作，仍然有巨大的遗憾留在心底。比如在去青川的路上，我看到无数人扛着行李或者大米，艰难地在公路上向前迈进。他们要回到灾后的家。当我们的车辆经过的时候，他们的手臂全部举起，那是请求我们载一程。遗憾的是，我们的采访车无法再多装下一个人；更遗憾的是，我当时没有坚决要求司机停下来立即采访他们。回家，对于我们这些家园太平的人来说，是一种常态，而对那些地震中受灾的人们来说，回家却不得不成为一种顽强的信念。我甚至为他们的这种信念拟定了一句开头：“地震后，回家的路一下子变得漫长和迫不及待……”

感谢我的太太，她在我的第一篇地震的报道出来之后，就猛烈地批评“个人的东西太多，对灾害本身及其中的人的关注太少”。我因此从第二篇报道开始，就完全将“我”放在了文字之外，让自己变成那个流着泪而不直接说一句话的观察者、体验者。同样感谢我的太太，在我在灾区的每一天，她不是给我压力传递自己的担忧，而是反复要求我深入到灾区现场，以更人文、更关切的态度，对大灾难做一点一滴的报道。感谢我的母亲，从大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就预感到我会进入重灾区，从而心神不宁，一直守在电视机前。

感谢我的领导、同事，他们给予了我本次地震采访报道完全的自由权，使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与步骤深入观察。这种对前方记者的完全信任，甚至比送一顶帐篷更有实质性的支持作用。感谢报社的两名司机郑队长、欧阳，他们驾车从厦门直奔成都，两天两夜几乎没有休息。到成都的第一夜已经疲不堪言，早上醒过来发现下榻的酒店天花板已经出现裂缝。在灾区采访的每一天，郑队长和欧阳都跟厦门日报社的记者在一起，记者经历的危险，他们都经历了；记者所没有出现的担忧，他们在行车时事先都看到了，想到了。

我一直不愿意将大地震的采访视为记者生涯中一个百年难遇的机会。我根本不想要这个机会。如果说它的确是机会，那么这种机会是残忍的，功利的，是对无数大地震中的罹难者的生命的漠视与亵渎，也是对家乡父老乡亲的灵魂的叛离。对那些以兴奋的、建功立业的态度进入灾区的人，对那些借大灾害而作秀的人，不管他对大地震做出了什么样的努力与贡献，我都不得不放下基本的礼貌，向他们竖起一根中指。

陈迷和赵用是两名地震抗灾的普通志愿者，他们另有一个身份，那就是心理咨询师。随着救人工作进入尾声，对受灾群众的心理援助逐渐提上议事日程。陈迷和赵用真正能发挥用武之地的时候到了，而在此之前，他们的工作跟一般人没有任何区别，不过是搭帐篷、搬运抗灾物资等。但这些体力劳动，跟他们的专业技能很有一段距离。

新东门大市场高女士：我们又活了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