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难中的乱码

灾难报道：仅有真实性是不够的

 

陈晓彦 游国华[1]

 

 

郑重提示：本文尚未发表，并还在反复修改中，谢绝任何形式的网络转载和发布。谢谢！——作者

 

       猝不及防地，5.12大地震爆发了，一场大的灾难新闻报道战役被推到了媒体记者的面前。半年时间过去了，关于地震的一些回忆正在淡去，关于地震报道的深度总结才刚刚开始。我们没有理由不对此多花一点时间，因为“对待灾难和灾难新闻的态度，在一定意义上反映出一个社会的稳定程度，体现出一个政府对民主的宽容态度和对受众知情权的理解与尊重。它既反映了政府对灾难新闻的政治态度，又反映了新闻传媒对灾难新闻的认知水平。”[2]

       新闻是历史的草稿。作为一名深入地震灾区采访的特派记者，我[3]一直在审视自己的文字，审视这些文字的背后，是否恰当地还原了我所看到的地震景象，是准确地记录了那场灾难。

 

局部真实和整体真实

 

       5月14日，我突破“任何媒体不准向灾区派记者”的采访禁令，以探亲的名义乘坐地震后飞成都的第一班飞机达到四川，并旋即进入重灾区都江堰通宵采访。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对于报社而言，直接派记者到现场采访重大灾难，也是第一次。

媒体对灾难具有本能的冲动。大多数自然灾难都具有突发性与不可预测性，给人类造成大的损失，成为平静生活的参照。我们可知的人类史，也正是由若干大灾难、大事件、大人物等的片段，才串起了符合逻辑的宏大历史叙事。

灾难新闻具有其他新闻所不具有的特殊性，可以黑白分明地凸显个体在灾难面前的生存现状与命运轨迹；灾难新闻也是一把放大镜和一个观察的平台，将这个时代的思潮、观念、情绪、态度、变迁轨迹等，从纷繁复杂的世界残酷地地剥离开，并残忍地凸显出来。

       地震造成的灾害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我们以成都为中心，驱车向西，4个小时之后，所见是均是地震施虐的痕迹；驱车向北，4个小时后，还是重灾区。地震这种广度上和烈度上的破坏性，摧毁了我作为记者的常识判断力。每一处残垣断壁以及这些废墟下的人物的命运，都足以构成日常状态下的新闻。但在触目所及皆是毁灭的世界里，残垣断壁才是常态。那么，新闻在哪里？

       每个记者都在努力向重灾区挺进，有些驾车，有些搭救灾车辆，有些甚至是步行。仿佛每个记者都迷失在了“哪里有新闻”的常识判断中，唯有朝灾害最重的地方深入，才能恢复基本的新闻判断力。但等我们真正深入到重灾区之后，发现其实“所有的不幸都是相同的”。

       灾难新闻的报道之难，其难点之一就在于突发性，根本不给记者多于思考的时间。我从厦门出发，一到机场候机大厅就发现了急着赶回四川老家救灾的民工，于是采访就从大厅开始了。上飞机后，四川电视台、厦门卫视的记者也都动了起来，飞机成了新闻采访大厅。下飞机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夜色中直接奔赴都江堰灾区。我和厦门卫视的记者希望直接到都江堰最乡下的一处村庄采访，但在靠近二王庙的地方，突然遇上车祸，不得不掉头返回，并在靠近都江堰市郊的口腔医院旁，开始深夜采访。

       这种采访上的偶然性，在各家媒体的地震报道中并不少见。当新闻事件不是以点而是以面的方式存在的时候，记者的选择就呈现出完全随机的特征。比如，由于采访条件如车辆、通讯工具等的限制，我在灾区采访的时候，只能给自己划定一个大的框架：首先确定重点区域，力争走完每一个重灾区，如都江堰、青城山、德阳、什邡、绵阳、安县、北川、青川。但具体到这几个重灾区的哪个乡村采访，采访哪些人，没有一个记者能事先有一个准确的规划。刚得四川时，报社领导要求我进入震中汶川，但事实上，即便我想尽办法绕800公里山路从马尔康进入汶川，也是一个随机选择，因为没有人知道真正的震中在汶川的哪个地方，也不知道能采访到谁。

       我在地震当中的第二个采访大方向是，每到达一个预定的地震区域内，立即寻找想要的采访对象。这也是相当随机的一个过程。我的优先采访目标是：老人、孩子、妇女、男人、宠物。至于地震当中的物，如被毁坏的房屋、道路、桥梁，基本不纳入我的优先采访目标中。因为，所有灾害的施难对象最直接的是人。物不过是灾难的背景，人才是灾难中的主角。记者的采访，就是通过选择采访对象，来放大灾难中人的弱势，用脆弱反衬人的坚强。而老人和小孩、妇女，又是灾难发生时弱者中的弱者，是最值得媒体放大的对象。

       但这种选择上的随机性，会造成“记者在哪里，新闻就在哪里”的悖论，而不是相反。尽管编辑部后台可能会通过配发带全局性的“地震官方数据”等稿件来平衡，但这种逻辑上的悖论仍然会直接挑战新闻真实性的原则。因为，新闻的微观真实仅仅是一个小叙事，是局部的真实。就比如我在都江堰后山“随机”采访到了最老的老人，采访对象的典型性相当充分，但这种小叙事的真实，并不能直接推论总体。都江堰后山这位105岁的老人在地震中很豁达[4]，但我们能就此推论所有的老人都很豁达吗？但孤立的一两篇报道，必然会给读者造成类似的错觉。   

       在统计学上，随机抽样具有意义，样本数的累计达到一定的量，在设定的置信度区间内，通过局部能够推论总体。新闻的整体真实，绝对不能通过记者随机采访的累计来直接实现。要求一个记者跑完所有的地震灾区也是不现实的，即便能够跑完，也不能像全息照相机一样记录地震的每一个侧面。

上述困境是沿着空间的横切面展开的。确定报道主题的随机采访可以部分地客服上述困境。比如，一家报纸在地震第三天开始每天拿出一个版面来刊发地震中的“逝者”，通过活人来讲述与还原死者的生前，在纸上为地震的死难者立碑。尽管“逝者”的选择仍然是随机的，但无数“逝者”的集合，仍然能通过一个侧面，部分地还原地震的景象和人物的悲欢离合和命运多舛。

       从纵向的时间切面，新闻的总体真实与局部真实的悖论仍然得不到完全解决。地震发生后，整个事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依次展开：第一时间的慌乱—抢救伤员—安置灾民—预防次生灾害—恢复生活—重建家园。在这个事件的时间演进路线中，第一个被救治的伤员、第一个被安置的灾民、第一个余震警报、第一个地震的志愿者等具有新闻价值属性的信息，记者其实是根本得不到的。因此，哪怕每个记者都知道时间之轴必然展开，但记者仍然不得不被动的、随机地选择对象来进行报道。有些记者敏感性强，能够更快地跑进这条时间的主轴中随机地找到采访对象，而有些记者反映则慢了很多。

同时，在第一时间的慌乱过去之后，大灾难的社会属性慢慢苏醒，政治权力作为救灾的领导力量开始发挥主导作用。政治权力的指向和态度，决定这媒体的报道方向和方针。往往是“政治权力一有什么意图，各家新闻单位就一哄而上，造一样的舆论，唱一样的调子。”[5]

这种时间之轴上的随机采访，和政治权力深度接入后的主旋律采访，同空间之轴上的随机采访一样，可以产生若干满足媒体出版需要的反映单个事件的新闻稿件，但客观而言，无论时间与空间如何立体组合，它还是无法集合成一个可以直接还原本质的新闻宏观真实画面。

单篇新闻报道的小叙事真实，属于个体层面的范畴，受众“我认可” 即可。新闻宏观层面的整体真实，属于社会层面，需要受众“我们认可”。每一个微观真实的小叙事，不过是为无限逼近的新闻整体真实提供拼图，拼图越多，真实世界的景象误差就会越小。

在汶川地震的报道中，有两条新闻人人皆知。一条新闻说，某位母亲在临死前用手机短信的方式，给怀中的孩子留下了一段“亲爱的宝贝，如果你能活着，一定要记住我爱你”。另外一条新闻说，俄罗斯救援队救出一名男子，这名男子的第一句话说‘这次地震厉害，都震到外国去了’。请注意，这两条有社会价值的新闻缺乏新闻5个W的两个关键要素：时间、地点。也就是说，这两条新闻其实都是人们虚构出来的假新闻。但奇怪的是，无论在网络上还是在现实生活中，尽管人们都心知肚明这是假消息，但还是认可它呢？一名网友的发言具有代表性：“此时此刻，难道会怀疑伟大的母爱？宁信其有，不信其无！”[6]这表明，虽然这一单个新闻事件（微观真实）不够准确，但在价值判断上（新闻的宏观真实）却是和受众的主流印象和意识一致的。因此在大地震这种特殊的语境下，受众可以忍受这种新闻真实性的偏差。

从这个角度看，新闻的宏观真实更多是一种价值判断，一种更偏向于主观意识的群体观念。记者的职责是描述世界，为读者审视与解读世界提供素材，保证每一个小叙事微观真实的客观可靠，同时保证随机挑选小叙事的方式、方法、时等的“程序正义”。至于整体真实——判断世界的权力，无论什么时候都牢牢地握在受众自己手中。

没有人能完全消除新闻真实这两种层面的绝对距离。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记者也需要这种绝对距离的存在，否则就没有了观察社会和反映社会的自由空间。新闻理想的最终含义其实就是，记者通过对真相的不懈追寻和暴露，协助受众去发现世界的本质。在这个过程中，记者只是导游，他不过比一般人走得更快一些而已。

 

 

客观原则和相对真实

 

       从地震灾区返回到厦门，很多人都问了我同一个问题：灾区是不是到处都是尸体，余震那么多，是不是随时会有生命危险？

       当然不是。无论地震造成的损害怎么惨烈，但灾区并非全是废墟，也不是时时刻刻对每一个人都有生命危险。但为什么，受众通过媒体得来的灾区印象会出现那么大的误读，彻底变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人间地狱？

前面提到，媒体通过对若干新闻事件的描述（微观真实），帮助读者“拼出”关于当前世界的整体图像（宏观真实）。在多数时候，由于现实条件的各种限制，受众所了解的世界来源于媒体，他们脑子中关于世界的图像，只是媒体向他描绘的那个样子。如果读者根据媒体报道构建的世界，跟真实的世界差距太大，超出了可以忍受的偏差的范围，那么，我们的新闻传播，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首先是新闻选择的问题。记者在进入灾区采访的过程中，尽管做到了“随机抽样”，尽管也做到了每一个具体报道的小叙事的真实准确，但这些“随机抽样”仍然是选择性抽样。记者不可能有闻必录，记者在“挑选”新闻，而具有新闻价值的东西都具有一定的典型性，正是这种典型性要求，把记者的大多数眼光集中在了地震中的惨烈画面上。媒体的报道进一步放大了记者的选择，让典型事件“扩散”成了日常生活的常态，进而误导了受众对于客观世界的准确认识。这种受众的误读现象，在都市类报纸社会新闻的报道中已经大量出现。如，报纸大量报道凶杀、吸毒等，读者会认为当地治安极度不好。

我们必须警惕“典型性选择”对新闻真实性的伤害，因为这种伤害，还直接对新闻报道的另一大原则形成了挑战——新闻的客观报道原则。

每个人成为记者前，上的第一课是新闻的真实性原则，第二课就是新闻的客观原则。确保新闻的真实性原则相对容易理解和接受，而客观报道就没有那么好消化了。客观报道原则是一个舶来品，产生于传媒的商业需要，其目的在于把媒体从众多广告商之间的利益纠葛中解放出来，避免得罪任何一方。所以，客观原则一开始就是个技术活。

媒体进一步发展，其市场化的运作必须讲求效率。最求效率的结果是，将最能产生效率的手段崇尚为一种专业能力。这使客观报道由技术层面向理念层面迈开了一大步。客观报道逐渐成为一种准则，并获得了法律层面的保护，并一步步上升为传媒的职业伦理（Theodore L.Glasser）[7]。

       在地震的报道中，真实的世界和受众心目中的世界的偏差，是不是也部分因为记者没有执行好新闻的客观报道原则？因为，按照客观报道理念，记者应该尽可能地描述事件的各个方面，即便对于正误明显的争论，记者也应该站在一个中立的立场，同时、等份量地提供当事者各方的意见和观点。这就要求记者不仅要选择地震中的悲惨场景，也必须选择光明的、积极的、正面的事件来进行报道，以此平衡和纠正新闻受众可能产生的误读。

       在青城后山，我采访了失去家园的老人，其中一个105岁，是当地年龄最大的，写他们地震后的生活[8]。文章见报后，我的同事孙丽萍发来短信说：“看到你今天发的那组青城山的稿子，用轻快的笔调写出了人们的达观，让我们沉重的心情稍微好受些。这几天看灾区的新闻已经哭过好几次了，你的这篇报道好像给了我们更多向前看的希望……”

    从微观的技术层面看，客观报道原则将记者同新闻事件隔离起来，超脱于新闻事件本身，记者成为单纯的观察者；同时，客观原则还要求记者在新闻写作的过程中，只负责事实，不负责评论。新闻向公众客观公正地报道事实真相, 是“报道”而不是“分析判断评论”事件, 因此, 严格地讲, 新闻自由不属于“表达”自由, 它不是“表达”意见, 而是“描述”事件[9]。

    但在实践中，这种绝对的客观报道原则，对于记者来说根本做不到。记者进入灾区，就进入了新闻事件的本身；在灾区的新闻报道中，很多记者都主动参与了抢险救灾，个别记者甚至放弃了采访也要救人，这表明，记者已经成为了新闻事件的当事人。甚至，在政治权力的介入下，媒体的宣传工具只能得到了发挥，新闻媒体本身也成为了抢险救灾的工具在使用，比如发布余震预告、招募志愿者等。

       甚至在新闻语言的的表述上，绝对的客观报道原则也面临挑战。在地震报道中，我一开始就使用第一人称原生态地进行报道，将个人进入地震灾区的感受、情绪、见闻“絮絮叨叨”地写了出来。在写我们从都江堰整夜采访回来后，“我特意没有锁死房门，并在事先侦查了最短的逃生路线——开门向左，再向右，然后下楼梯……原谅我会如此胆小，因为刚刚从死亡地带走了一圈回来，看多了死亡的阴影，而自己也刚刚经受过生死考验。”[10]后来一些读者告诉我，他们对这句话印象深刻，因为通过记者的实地体验，准确传达了当时所有人面对地震的那种恐慌和无助。

       新闻报道的客观原则，可能只是常态下的奢侈品，并不一定适合特殊情况下的采访。即便在常态下，绝对的客观原则会“对报道者，对单个新闻工作者造成不幸的影响。客观报道剥夺了记者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剥夺了他们对世界的情感和识见，使新闻变为纯技术性的产业而不是知识性产业，让新闻写作沦为纯粹的报道写作技巧。最不幸的，客观报道否认了新闻工作者的公民权”[11]。

       绝对的客观原则——记者绝对不介入并改变新闻事件的发生轨迹——可能还会带来新闻伦理上的麻烦。比如，在地震中，如果有灾民向记者求助，是举起相机来记录这个求助，还是放下相机予以帮助？很多记者会选择后者。选择前者的人可能会产生跟普利策奖得主凯文.卡特一样的困惑[12]。

       相对的客观报道原则仍然需要保留。无论怎样，客观报道原则有助于提醒记者仍然是一名记者，有自己的职业规定性，他不同于灾难中的志愿者，也不同于救援者。记者的主要工作，仍然是将灾难真实、准确、全面地带给他的读者和受众。客观报道原则，就是要为灾难中记者的采访划一条线，线的这边是记者要保持一个观察者的独立、冷静和理性；线的那边是要记者保持作为一个“人”的情感、智识和责任。这条线记者可以适度跨越，但必须保持警惕，跨出第一步，第二步必须收回来，第三步再跨出去……如此反复。

有论者提出，“必须把新闻从客观性的桎梏里面解救出来，并尽可能地宣布：客观性更多的是一种习惯而不是行为准则，是一种思维模式而不是报道纲领。”[13]

 

新闻真实和行为正确

 

       四川卫视的记者汤军凯在地震采访中说：我觉得我首先是一个人，然后才是一个记者。

       这句话在论坛上得到无数人的顶帖。其潜伏词直接指向记者在灾难采访中应该遵循基本的职业伦理。在时代更为开放、思想更为多元的社会，读者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开始渐渐向新闻媒体发出自己的声音。除了要求媒体提供的新闻必须是真实准确的，受众还希望阅读的新闻的获得方式，也必须是“干净的”，没有道德上的污点。

       汶川大地震后，众多媒体蜂拥进入灾区，打响了一场激烈的新闻大战。在新闻竞争并不是算最激烈的厦门，厦门日报、晚报、商报、海峡导报、厦门卫视等，均先后派出若干一线记者进入四川。这些特派记者以年轻人居多，大多数同我一样缺少大型灾难采访的经验。但新闻竞争的激烈和受众对媒体的期待值，已经跟上一次大地震（唐山）已经没有任何可比性了。即便是中央级媒体如新闻大佬中央电视台，也不得不面对国际新闻媒体的竞争。

       媒体是放大器，不光放大新闻事实，也会放大记者的瑕疵。尤其是电视媒体，直接将记者的采访镜头送到读者面前接受批判。这种被媒体放大了的记者采访方式的失当，在这次地震中并不鲜见。一名电视台女记者在成都的一家酒店内，声称5月13日“救援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被网民严厉谴责，冠以“逃兵记者”和“CCTV叛徒”的恶名；一名电视记者为了抢头条，让地震救援组暂停营救，把话筒放下废墟听被埋着的大爷的呻吟，甚至要求这名垂危的伤员跟电视台连线；另一名记者强行闯入手术室，消耗掉一件无菌手术衣不说，还强行采访已消毒完毕即将要进行手术的医生，将其手术衣污染，医生怒不可遏，喊道：“你把我搞脏了！”

       在没有边界、失去监督的新闻采访中，激烈的竞争导致记者行为的异化，他们绝对不会越来越遵守游戏规则，反而会站在本来就不够高的新闻道德的山峰向下发起冲锋。个别媒体记者采访方式的失当，只会伤害特定媒体机构的公信力。但如果这种失当变成一种普遍状态，会引起受众对新闻媒体的警惕，他们不断发出诘问：到底是生命重要，还是抢新闻更重要？

       答案是显然的。新闻是有侵略性的，在多数时间，记者作为真相的探寻者，总是处于主动状态。被采访对象往往处于被动地位。记者的的每一次采访，都是客体对主体的头脑和情绪入侵。在地震的报道中，采访对象一般是灾民，他们或许失去了亲人，或许失去了财产，或许失去了身体的某个部位。作为记者，我们可以在旁边默默地观察他们，但这种观察却难以深入内心，更无法还原地震现场。所以记者必须被迫发问，如询问采访对象在地震中失去了谁，地震时在做什么等。这是一个对采访双方都极度痛苦的一个过程，一方是陷入到地震回忆的恐怖现场，另一方则陷入不道德的煎熬中。我所经历最痛苦的一次，莫过于在都江堰采访一位大嫂，她的女儿就埋在旁边的废墟里。艰难的采访完成之后，大嫂抬起头对我开口一笑，说了一声“谢谢”。那一笑，我觉得那简直比哭还令人难受。[14]

在通常状态下，以公众利益之名的新闻入侵，是允许和可以忍受的，乃是为维持社会正常运作必须支付的对价。但有些代价具有生命不可承受之重，它超出了个体和整个社会可以承受的心理范围，比如，前述几种灾难中失当的采访方式。越界的新闻竞争，或许符合新闻采访的技术逻辑，但肯定不符合情感逻辑和道德逻辑。评论家周欣宇说：“媒体记者的敬业精神，不应该以情感麻木为代价。”

       在实际的地震采访中，作为一名特派记者，我们都是自己给自己制定采访守则。这个规则就是像汤军凯所说“先做一个人”的标准，用基本伦理道德来规范自己在灾难中的采访行为。这是一个最低的要求，让记者可以站在道德的起跑线向上发起冲锋。事实上，很多受众对越界记者的不满，正是认为他们的行为低于基本的伦理规范。进入北川的采访中，正是“瘟疫”之说最盛的时候。我们跟着检验检疫的车辆进入城区，每个人都戴上了口罩，甚至有人戴上两层口罩。但在跟灾民的接触中，我们发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没有口罩。这个时候，口罩成了一个距离的象征物，戴上它，意味着记者只是一个观望者；摘下口罩，意味着记者融入灾民当中甚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行很多记者都主动摘下了口罩。

       厦门卫视的记者陈亮也面临同样的处境。在什邡的采访中，他跟着灾民在废墟中寻找、挖掘罹难者。烈日之下，尸臭熏天，还有漫天的尘土。本来戴着口罩的他，自动解除口罩，再站在废墟上完成了自己的采访。前文提到的那条母爱短信的假新闻，之所以不被受众所追究，其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符合大众的伦理逻辑，满足了社会大众的情感期待。

       没有人会要求记者成为道德王，但对新闻媒体这个组织化的社会机构而言，则要求做到传媒道德上的完美无缺。记者的采访，哪怕是单兵作战，也绝对不是个体劳动。记者是采编链条上最前端的环节，在这之后，是编辑、总编、校对等若干事实与观念的职业“把关人”。记者的出现，意味着新闻机构的出现和行动，记者的职业活动，乃是新闻机构的目的与意识的总和、外化和前移。

       新闻机构具有更大范围的社会意义，这点跟普通的社会机构如建筑公司、保险公司、医院不一样。新闻机构是民众意识的表达中心与权利中心。言论自由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了更有效地参与社会生活，公民个人将言论自由的私权利部分让渡给新闻机构，由此形成媒体的新闻自由。因此，新闻自由乃是一种集合的公众权利。权利的集合让其代理机构（新闻媒体）获得了一定的公权力。公权力具有政治含义，进而需要新闻媒体承担相应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因此，记者是公众权利与权力的直接代言人，其职业行为虽然跟普通的建筑工、医生、保险员没有本质的区别，但其职业特性和要素，要求记者除了遵守一般的职业规范外，还要为“第四权力”和“无冕之王”的称谓支付额外的成本溢价。马克斯·韦伯提出：“同学者相比，新闻记者所承担的责任要大得多。如果按照平均水平，任何一位有荣誉意识的新闻工作者，他的责任感同学者相比，不但毫不逊色，而且较学者有过之而无不及。”

       但作为一名亲历地震采访的记者，在激烈的竞争中，我发现要完全做到符合大众所希望的新闻职业道德的要求，是一件极其困难的要求。因为，无论是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还是新闻出版主管部门，都没有提供一个可以据此操作的伦理“行动手册”。甚至在新闻媒体远比我们发达的西方国家，如职业新闻记者协会（SPJ）的减少伤害原则中，也仅有“当采访和使用受到正在悲伤中的人们的照片时，要特别小心”、“要认识到采集和报道信息会引起伤害和不适，报道新闻并不意味着你就可以傲慢自大”等2条条款。美国报纸编辑协会（ASNE）的原则声明，则没有一条涉及到灾难采访的注意事项。在一项“84个国家地区有关新闻职业道德准则统计分析”的研究成果中，按照73个关键词出现的几率排序，也仅在“妇女和儿童”、“病人和医院”两个关键词上榜，并部分规定了灾难报道中的记者道德准则。甚至灾难新闻还远远没有引起媒体研究者的注意，据我个人的文献分析，国内仅有2篇硕士论文，1篇博士论文相对系统化地进行了研究。更多的，则是媒体记者自己的总结和反思。往往是记者的采访方式引起受众的不满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原来那就是新闻采访的道德禁区。

       我们总是从反面教材中寻找事物正确的逻辑，并为此支付代价。科学实验的失败代价是由少数人来支付，但新闻"实验"的代价，却必须由整个社会来承担。

       在国外，新闻伦理大厦的建立，主要是依靠对“太阳报”等黄色小报的批判，以及对发掘政治丑闻等“黑新闻”的游戏规则的确定等而来。在当前的新闻竞争中，我们部分吸取了西方新闻伦理价值构建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但我们显然在走一条更长更曲折的道路，那就是对灾难报道等白新闻的被动反思。这种反思的痛苦之处在于，它不但关系尊严、关乎生命，还直接影响一个民族的信心与信任。如果新闻伦理的观念能像“抢新闻”一样真正深入到每一个记者的内心，镶嵌入每一个新闻机构的各个运行环节，并像法律一样具有从理念到行动力上的不容侵犯性，那么，汶川大地震以及所有灾难报道中的牺牲者和无辜者，才生而有意义，死而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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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的晚报刊登了一条新闻，让人毛骨悚然。新闻说，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针对医闹事件的屡屡发生，指出“不管医院错还是没错，都要坚决制止和反对医闹”。这句话好像是有道理的，但注意说话者的屁股坐在哪边。作为医闹当事一方的主管部门的意见，这个卫生厅厅官的言辞，显然代表的是他的屁股的意见，而不是患者的心声。

 

医闹事件绝对不是单纯的老百姓“不守纪律、不讲大局观”。作为一名普通的患者，恐怕每个人都有过在医院的不愉快经历。在庞大的医疗组织机构面前，无论患者个体的肌肉有多么发达，武功有多高，都是一个强大参照物下的弱者和最终的输家。医闹现象，正是在这种从权力到权利均不平等的基础上，患者被迫建立的一个畸形的公共话语平台。在这个平台上，权力与权利的弱者得以高调出场。这有点类似古代的拦轿喊冤。但另外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是，无论喊冤人的声音多大，跪着的那个人始终无法真正站起来，也不可能变成权力平等的乙方，更不可能瞬间就改变双方悬殊的力量。

 

医闹问题，说到底是个体被迫的情绪表达和意见主张。每个人都会有需要表达意见的时候。一个制度机理和运行都顺畅的社会，并不排斥这种个体声音的发出，反而会以法律的形式予以保护。法律保护的逻辑在于，将这些需要表达的情绪划定一个明确的界限。在这个圈子里面的表达，无论是跪着哭还是站着笑，其表达的指向仅仅是针对医闹的甲方，而不是丙方或者丁方，更不是社会的公共利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理性的有良知的社会鼓励老百姓医闹，德国人类学家舒尔茨认为那是社会的排气孔，能够为敌对的群体和能量提供一种制度化的习俗和机制，使社会生活的其他部分免于受到毁灭性的影响。

 

然而，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失去约束的权力往往会失去逻辑，失去逻辑的组织往往失去良知。当整个社会的价值观都处于混乱的当下，当前的历史尽管依然还带着体温，但那不过是冬天里面的一把火。面对“不管医院错还是没错，都要坚决制止和反对医闹”的言辞，老百姓所需要的，不过是杨佳的那柄匕首。

 

 

http://bbs.xmfish.com/thread-1928850-1-1.html医死小孩，苦主大闹中山医院（图）

作息时间颠倒了。我们经济新闻中心开始上夜班。

 

这是旧闻。3个月之前的事情了。

 

夜班是一件尴尬的差事。头天辛苦作出来的新闻，非得等到第二天下午才能印刷出来。这种感觉恐怕比寂寞红颜一天天看着自己老去不会好多少。新闻是最容易打碎的时间花瓶，而我现在的任务主要是每天晚上把花瓶制作好，然后等上漫长的20个小时，看它慢慢粉碎。

 

很多人害怕夜班，说老得快。关于夜班的恐怖，在报社的老记者口中传出来，杀伤力更添一层。最通俗的说法是，一个黄花姑娘经过一年夜班之后就成了残花败絮。关于男人的传说一般跟跟生儿育女的工具联系在一起，不好说。

 

我其实还是喜欢夜班的。自在多了。4-5个人占据整整一个编辑大厅，没有更高领导在场监督着，从新闻的选题到男人嘴上的话题都可以无所禁忌。时间上也相对自在，有兴致的时候，可以将记者杂乱的稿子慢慢疏理成自己想要的样子。

 

还有夜宵。每晚10点中开始，报社免费提供，有时候还做得不错。

在我的印象中，中国有两个女人的胸部及其受关注，一个是宁静，一个是林志玲。前者在90年大出风头，因为她勇敢地说“做女人挺好”，害的我看她拍电影黄河绝恋，一直注意观察她挺好在哪里；后者前几天风头正猛，胸部先被碰扁了，然后又修复了，挺胸重出江湖，呵呵，就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让全中国个狗仔队和FANS寝食难‘安。

 

关于女人，胸部是一大禁区，碰不得，也轻易谈不得，有人称之为“黄金点”。这一点同男人的黄金大大不一样。男人是膝下有黄金，轻易不跪，一跪，男人就贬值了。

 

禁区戒严，性的隐喻就如春风野草，拦也拦不住。这是一种成年人的游戏，追求的最高境界是不直接说出禁区，但最终人人都懂。所以，在宁静之后，还有“做男人挺好”等类似的文字隐语。

 

林志玲，不过是将宁静打过的那幅扑克牌，换了种方式重新玩一趟而已，区别就如打升级还是斗地主一样简单——

 

林志玲挺胸重出江湖 ：向来以好身材示人的台湾第一名模林志玲，自从７月份在大连拍广告意外坠马后，３６Ｃ的胸围突然缩水，传出“内胆”破裂导致身材打回原形。但是，日前林志玲从北京回台湾，独自步出机场的她，巨胸竟然离奇归位。治疗期间皮包骨、驼背兼胸前平平的形象荡然无存。看来经过几家医院的精心“治疗”，她终于又可以挺胸做人了！

舒淇：要把脱掉的衣服一件件穿回来

 

天气渐渐转凉，早上出门的时候，就得多加一件衣服了。

 

舒淇，这个以穿很少衣服甚至敢于脱衣服而名的演员，也扬言要穿衣服了。她说，过去脱衣服是没有办法的事情，现在，她已经不需要脱衣服出名了，所以她得把以前脱的衣服穿回来。

 

她的意思还有，脱衣服是自愿的，穿衣服当然得自由。就像闺房里面的事情一样，脱多少与穿多少，除了本人感觉舒服与否，其他人管不着。

 

我一直对舒淇的兴趣不大，也不觉得为什么那么多人看她的身材就感叹惹火，只是感觉她挺能脱的。可能是因为我靠得不够近的缘故吧，就像我从来没有见过杨丽萍，但我们的摄影记者说她瘦的简直是“白骨精”，感觉上就是一堆骨头挂点肉，有些可怕。甚至看杨丽萍的抽油烟机广告也在想，那么雪白的裙子里面，套的竟然是骨头架子？！

 

舒淇穿衣服，对于这个反叛的女孩而言，意味着修成正果之后向世俗社会的妥协。她哭得楚楚可怜，看她的照片，我也禁不住要怜香惜玉了。在这方面，我觉得舒淇比孙悟空或者猪八戒幸运多了。同样是向世俗社会的妥协，孙猴子最终没有发生一点情事，而八戒也没有回到高家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