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真实和整体真实

       5月14日，我突破“任何媒体不准向灾区派记者”的采访禁令，以探亲的名义乘坐地震后飞成都的第一班飞机达到四川，并旋即进入重灾区都江堰通宵采访。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对于报社而言，直接派记者到现场采访重大灾难，也是第一次。

媒体对灾难具有本能的冲动。大多数自然灾难都具有突发性与不可预测性，给人类造成大的损失，成为平静生活的参照。我们可知的人类史，也正是由若干大灾难、大事件、大人物等的片段，才串起了符合逻辑的宏大历史叙事。

灾难新闻具有其他新闻所不具有的特殊性，可以黑白分明地凸显个体在灾难面前的生存现状与命运轨迹；灾难新闻也是一把放大镜和一个观察的平台，将这个时代的思潮、观念、情绪、态度、变迁轨迹等，从纷繁复杂的世界残酷地地剥离开，并残忍地凸显出来。

       地震造成的灾害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我们以成都为中心，驱车向西，4个小时之后，所见是均是地震施虐的痕迹；驱车向北，4个小时后，还是重灾区。地震这种广度上和烈度上的破坏性，摧毁了我作为记者的常识判断力。每一处残垣断壁以及这些废墟下的人物的命运，都足以构成日常状态下的新闻。但在触目所及皆是毁灭的世界里，残垣断壁才是常态。那么，新闻在哪里？

       每个记者都在努力向重灾区挺进，有些驾车，有些搭救灾车辆，有些甚至是步行。仿佛每个记者都迷失在了“哪里有新闻”的常识判断中，唯有朝灾害最重的地方深入，才能恢复基本的新闻判断力。但等我们真正深入到重灾区之后，发现其实“所有的不幸都是相同的”。

       灾难新闻的报道之难，其难点之一就在于突发性，根本不给记者多于思考的时间。我从厦门出发，一到机场候机大厅就发现了急着赶回四川老家救灾的民工，于是采访就从大厅开始了。上飞机后，四川电视台、厦门卫视的记者也都动了起来，飞机成了新闻采访大厅。下飞机之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夜色中直接奔赴都江堰灾区。我和厦门卫视的记者希望直接到都江堰最乡下的一处村庄采访，但在靠近二王庙的地方，突然遇上车祸，不得不掉头返回，并在靠近都江堰市郊的口腔医院旁，开始深夜采访。

       这种采访上的偶然性，在各家媒体的地震报道中并不少见。当新闻事件不是以点而是以面的方式存在的时候，记者的选择就呈现出完全随机的特征。比如，由于采访条件如车辆、通讯工具等的限制，我在灾区采访的时候，只能给自己划定一个大的框架：首先确定重点区域，力争走完每一个重灾区，如都江堰、青城山、德阳、什邡、绵阳、安县、北川、青川。但具体到这几个重灾区的哪个乡村采访，采访哪些人，没有一个记者能事先有一个准确的规划。刚得四川时，报社领导要求我进入震中汶川，但事实上，即便我想尽办法绕800公里山路从马尔康进入汶川，也是一个随机选择，因为没有人知道真正的震中在汶川的哪个地方，也不知道能采访到谁。

       我在地震当中的第二个采访大方向是，每到达一个预定的地震区域内，立即寻找想要的采访对象。这也是相当随机的一个过程。我的优先采访目标是：老人、孩子、妇女、男人、宠物。至于地震当中的物，如被毁坏的房屋、道路、桥梁，基本不纳入我的优先采访目标中。因为，所有灾害的施难对象最直接的是人。物不过是灾难的背景，人才是灾难中的主角。记者的采访，就是通过选择采访对象，来放大灾难中人的弱势，用脆弱反衬人的坚强。而老人和小孩、妇女，又是灾难发生时弱者中的弱者，是最值得媒体放大的对象。

       但这种选择上的随机性，会造成“记者在哪里，新闻就在哪里”的悖论，而不是相反。尽管编辑部后台可能会通过配发带全局性的“地震官方数据”等稿件来平衡，但这种逻辑上的误差仍然会直接挑战新闻真实性的原则。因为，新闻的微观真实仅仅是一个小叙事，是局部的真实。就比如我在都江堰后山“随机”采访到了最老的老人，采访对象的典型性相当充分，但这种小叙事的真实，并不能直接推论总体。都江堰后山这位105岁的老人在地震中很豁达，但我们能就此推论所有的老人都很豁达吗？但孤立的一两篇报道，必然会给读者造成类似的错觉。   

       在统计学上，随机抽样具有意义，样本数的累计达到一定的量，在设定的置信度区间内，通过局部能够推论总体。新闻的整体真实，绝对不能通过记者随机采访的累计来直接实现。要求一个记者跑完所有的地震灾区也是不现实的，即便能够跑完，也不能像全息照相机一样记录地震的每一个侧面。

上述困境是沿着空间的横切面展开的。确定报道主题的随机采访可以部分地客服上述困境。比如，一家报纸在地震第三天开始每天拿出一个版面来刊发地震中的“逝者”，通过活人来讲述与还原死者的生前，在纸上为地震的死难者立碑。尽管“逝者”的选择仍然是随机的，但无数“逝者”的集合，仍然能通过一个侧面，部分地还原地震的景象和人物的悲欢离合和命运多舛。

       从纵向的时间切面，新闻的总体真实与局部真实的悖论仍然得不到完全解决。地震发生后，整个事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依次展开：第一时间的慌乱—抢救伤员—安置灾民—预防次生灾害—恢复生活—重建家园。在这个事件的时间演进路线中，第一个被救治的伤员、第一个被安置的灾民、第一个余震警报、第一个地震的志愿者等具有新闻价值属性的信息，记者其实是根本得不到的。因此，哪怕每个记者都知道时间之轴必然展开，但记者仍然不得不被动的、随机地选择对象来进行报道。有些记者敏感性强，能够更快地跑进这条时间的主轴中随机地找到采访对象，而有些记者反映则慢了很多。

同时，在第一时间的慌乱过去之后，大灾难的社会属性慢慢苏醒，政治权力作为救灾的领导力量开始发挥主导作用。政治权力的指向和态度，决定这媒体的报道方向和方针。往往是“政治权力一有什么意图，各家新闻单位就一哄而上，造一样的舆论，唱一样的调子。”[1]

这种时间之轴上的随机采访，和政治权力深度接入后的主旋律采访，同空间之轴上的随机采访一样，可以产生若干满足媒体出版需要的反映单个事件的新闻稿件，但客观而言，无论时间与空间如何立体组合，它还是无法集合成一个可以直接还原本质的新闻宏观真实画面。

单篇新闻报道的小叙事真实，属于个体层面的范畴，受众“我认可” 即可。新闻宏观层面的整体真实，属于社会层面，需要受众“我们认可”。每一个微观真实的小叙事，不过是为无限逼近的新闻整体真实提供拼图，拼图越多，真实世界的景象误差就会越小。

从这个角度看，新闻的宏观真实更多是一种价值判断。记者的职责是描述世界，保证每一个小叙事微观真实的客观可靠，同时保证随机挑选小叙事的方式、方法、时等间符合正确的程序。至于整体真实——判断世界的权力，无论什么时候都牢牢地握在受众手中。恐怕没有人能完全消除新闻真实这两种层面的绝对距离。记者也需要这种绝对距离的存在，否则就没有了观察社会和反映社会的自由空间。